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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第1页）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

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

乃曰：‘皆非良材也。

’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

’朕始悟焉。

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

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

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

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

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

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

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

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

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

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

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

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

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

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

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

太宗深然其言。

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

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

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

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

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

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