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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广州同文馆创办的缘起,当然与19世纪后期外语人才紧缺有关。
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之前,朝廷深恐“夷文夷字”
败坏道德人心,所以严禁百姓学习,谁学了谁就要吃牢饭。
国门被轰开之后,官方开始被迫跟洋人打交道了,但手头几乎没有懂外语的人可用。
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可他费尽周折,才请到了几个向传教士学过英文的读书人为他翻译各种资料;朝中大员琦善受命南下办理“夷务”
时,找的翻译居然是只懂几个英文字的乡间地痞,可见懂外语的人在当时有多奇缺了。
懂外语的人无比稀缺,但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却迫在眉睫。
1858年6月签署的《天津条约》规定,以后英国文书都以英语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等中国派学生学习英文之后,就不再配送汉文,对文字有争议的地方,也以英文为准;1860年,清政府又被迫允许外国使团在首都驻扎。
那时,官方没有精通外语的“自己人”
可用,与外国人打交道,要么依赖对方提供的翻译官,要么就得向那些“自学成材”
的民间“通事”
(即翻译)求助。
可前者肯定会偏袒对方,甚至不惜对中国人连哄带骗,用李鸿章在《奏请广方言疏》中的话来说,就是“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
;后者在江湖上跌打滚爬多年,最大特点是“见便宜就占”
,晚清外交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前就曾向两宫太后特别申明:“通事刚八渡(指买办)等人,大半唯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携带。”
洋翻译靠不住,土翻译又太世故,官方外语学校的开设就势在必需了。
于是,在洋务派的推动之下,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开馆;紧接着,上海同文馆与广州同文馆于之后两年相继开馆。
在上海、广州两地开办同文馆的原因,李鸿章在《奏请广方言疏》中说得也很明白,“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
。
从1864年开馆,到1905年改为译学馆,广州同文馆存在了数十年之久,成为岭南官办外语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
何宏俊并没有动用家里的关系去广州同文馆,而是以学子的身份准备先去广州同文馆看一看,想看看这时候中国最好的学院是什么样的,在他的印象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京师同文馆了,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
先设立英文、法文、俄文班,后陆续增设德文、日文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
招收学员,最初从八旗儿童中挑选,后来从贡生、举人提高到进士、翰林院编修、检讨等正途出身的京外各官,年龄放宽到30岁,也不专限八旗。
学制分三年、五年、八年不等。
除汉文外,其他课程均聘外国人教习。
该馆还设有印刷所,译印数、理、化、历史、语文等方面书籍。
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
前后办理20余年,入馆学员约300人。
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
广州北大门朝天街,这就是广州同文馆的所在地。
何宏俊走了进去,没有听到朗朗读书声,也没有看见几个真正的翻译洋文的读书人,反而是大多数人都拿着四书五经再看,何宏俊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在里面转了一圈,没想到去碰见了一个熟人,这个人就是哈巴安德,随即就走了过去向他打了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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