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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当因战争之故，财政支出与收入失衡时，统治者往往会改革赋税制度，巧立名目，加收税钱，尤以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常见，至于君主直接说打仗缺钱，向百姓要的，确实是没有。

不过在近现代，尤其一二战期间，加收战争税的国家却也并不鲜见。

流珠笑了笑，又道：“正是因为先前民怨四起，所以才要借着战争之故，多多渲染强调那北蛮有多讨厌、多烦人，说说他们屠戮了多少城池，而我大宋又有多少子民亡与敌手，让百姓们于此时团结一心，一致对外。

攘外不必先安内，反倒还可以把咱们宋国里边的矛盾，转移到疆域之外呢。”

她笑意渐收，温声絮絮说道：“再说了，若是募捐的话，咱们也不算是强收。

百姓只会同仇敌忾，心甘情愿地掏腰包，才不会怨恨官家呢。”

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无法得知他们被收取的税钱都用向了何处，是用在了妃嫔美人新得的胭脂水粉上，还是皇子公主新织就的华贵衣袍上，均无从得知。

这就是为何在中国古代，即便是战争时期，统治者也不得不巧立名目来加收税钱的原因之一。

而到了近现代的民主国家内，政府对人民负责，所以若是为了战争收税，大可以直接说明。

若想动摇一个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连底下百姓都浑浑噩噩的国家，那么，仅仅是杀掉统治者，或是扶持几个思想开明的官员，都是远远不够的。

自从知道了海外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民主制度后，流珠便希望借由他们的力量——野心也好，贪欲也罢，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民众的思维。

募捐于民，听起来仿佛只是一件与从前有些不同，但也说不上天翻地覆的小事，但是在流珠看来，或许会起上一些微妙的作用，甚至，是为未来可能到来的海外文明的冲击奠定一定程度的基础。

百姓为了国难掏钱，或许会有一种参与到了政治生活中的感受，他会觉得，自己与国家是一体的，而自己所以为尊的朝廷，其实也是要靠自己的。

流珠也只是试上一试，并不敢有十成十的把握。

而傅辛听后，竟果真有些动摇，径自思量了起来。

及至八月下旬的这一日，棉衣已经赶制大半，而徐道正及崔坦正待在一起，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该如何让运送的车载动更多的衣物，而速度也并不因此而减慢。

两个人想了许久，不住改着草图，流珠在旁看了一会儿，却是看得不甚明白。

便是此时，仆侍来报，说是官家下旨，宋国子民应团结一心，抵御外敌。

军费紧张，制作棉衣、研发武器都需大笔银两，官家以身作则，严命皇后、皇子、公主等都削减开支用度，节衣缩食，并在旨中对于官员、贵族等都做出了严格限制。

而官家又另颁皇诏——

其一，若有商户甘愿以相对低廉的银钱，为国家制作武器、棉衣等军需品，则封为皇商，此后做买卖将有许多便利之处，其二，便是募捐之令，不强求，亦不强定数额，甚至不必非捐银钱不可，但若有人捐的超出一定数额，朝廷将予以封赏。

此外，傅辛从先前的土改之法，也彻彻底底地清楚了底下官员有如何贪婪，因而他也说明，若有人想借此机会，发一把国难财，一旦发现，直接处斩并抄家，此后三代不得为官。

而颇有些微妙的是，募捐之事的负责之人，乃是勋国公，阮镰。

傅辛的诏令，令得尚且还歌舞升平的汴京城，骤然进入了相当紧张的备战状态，一时间，流珠竟看尽了众生百态。

有那放浪公子哥儿，得知国家危机，战事不利后，捐尽大半家产，还自愿奔赴战场的，也有那富贵至极的商户，却一份银子也不肯掏，反倒因此还忧虑起来，琢磨着向南迁居的。

虽说傅辛之举，搅得一部分人心中惶惶，但无论如何，募捐得来的军费仍是不断增多，可见民间百姓，对于这个国家，还是有荣辱与共之心的。

那惶惶之辈中，便有徐家大伯哥，徐道协。

他想着这汴京城离北面也不算远，又听得如今蛮子接连攻下数城，势不可挡，且见官家都跟百姓卖可怜了，不由得暗中盘算起来，想要回南边老家避一避难。

这一年过去了，就算老家当年被洪水淹了，但如今也该早就退下去了才对不是？

他找上徐道正，非要管他要银子，说自己是要去回家看管祖坟的，他和阮流珠这两房，必须要给银钱。

徐道正见他有意离开，实在是巴不得，跟送瘟神一般送走了这徐道协。

徐道协拿了银钱，乘着马车，本打算一路南下，可谁知走着走着，却被人给指错了路，误往北面去了。

这话暂且不提，却说大批棉衣送至边关之时，已是九月中下旬。

候在京中的流珠，再一次收到了徐子期的家书，这一次时间倒是近了些，信是八月份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