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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的是当下的政府管制水平,一旦突然放开,如果与用地饥渴症结合,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
很多人看电视听到这儿就有点急了——那这走一步移半步的,走到什么时候去呢?我也是个急性子,做新闻时有一个惯性,想在节目中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
想起有个节目拍过一个小朋友,一丁点儿大。
他爸教他念课文,说雷锋叔叔在泥地里走路,一个脚窝,一个脚窝的。
他问儿子:“为什么是脚窝不是脚印啊?”
圆头娃娃想了一会儿说:“因为他背着很沉的东西,所以走得慢,踩下去就是一个窝。”
这一脚踩下去的窝,在于乡镇企业用地转成建设用地时,政府退出,不再征地,一退一进之间,就往前走了。
但因为土地是集体产权,只能由村集体与企业直接谈判交易,我跟陈锡文谈过,他被批评对农民是“父爱主义”
,把他们捆绑在集体中,容易受到村庄里强势人物的左右和支配。
他说三中全会有个关键性突破,讲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三十年转为“长久不变”
,这其实就是产权的清晰——“以后拿这个地自己经营也好,股份合作也好,流转也好,最后去组织去搞专业合作,这样慢慢经济上就独立了。”
独立?我有一点迟疑,他想说什么?
他打了个比方:“就像你住的小区,有个居委会吧?它管你的卫生、安全,还收点费,但不会管你在哪儿上班、挣多少钱,更不管你的私人生活。
农村的村委会也应该是这样。”
村委会……像居委会一样?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多少年下来,我做过很多批评基层村组织如何侵犯村民权益的事,我记录过很多的泪水、不公和愤怒,但一期节目做完,我总觉得换一个好的村官,或者监督上更有效果就好了,从来没认真想过一个村庄集体生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样儿。
他说的是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中国农村。
“那谁来管农民的经济生活?”
“农民可以自由成立经济合作组织,来管理自己。”
我想起在美国的农业州爱荷华,见到农民的平均年纪是七十岁,家中儿女也都去了大城市,四下一望,全无人烟,只有数只大狗作伴。
两个老人耕种百亩土地,靠的是村民之间经济合作,耕收需要的大型用具和劳力,都向商业公司共同租用。
老爷子家里的网络可以看到最新的粮食行情,没什么村委会要来管他的经济生活。
自治,本就是一个解缚的过程。
解,不是一扯两断,是需要找到线头,以柔和手势轻轻一抽,让一切归于本来应然。
当天谈了四个多小时,结束时已经半夜十二点,他已经六十岁了,我有点过意不去:“最后用不了那么多。”
陈锡文说:“不要紧,我多说点,你就多知道点。”
初稿完成后,我发给陈锡文,让他看看政策或者法律有无引用失误,顺便把八万字的场记也发过去了,算个纪念。
附信中我写“如果信息有不确处,请指明”
。
他发回来,稿子动了两处。
一处是把解说词里原来写他是“最权威的农业问题专家之一”
拿掉了。
还有一句话,“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无法解释这个疑问,直到采访陈锡文,我们才发现这当中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秘密”
,也拿掉了。
他把场记也发回来了,场记是我们全部的采访记录,速记仓促中打了不少错别字。
我让他看的几千字正式稿件已经核对过了,这些场记只是个纪念,他也知道。
但这八万字里,所有错误的字,他都用红笔一个一个改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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