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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日起床，他都抱着很大的压力去上班，同个部门的于小山和郭泉两人对他不咸不淡的，周长城从刚开始的难受，到现在的适应，也习惯了，在办公室，除了工作事宜，没有必要就不开口说话。

除了管着自己手头设计上的事，他还得适当跟进项目进度的情况，但凡是在广州厂生产的项目，周长城手上都有登记，进度在哪里，卡在哪里，需要谁的协助，人手数量，排期如何等等内容，他的工作比于郭二人重得多。

之所以让他注意这些项目进度，也是方便在开会的时候，跟姚生和梁志聪等人汇报。

他一个设计部门的人，还干了统筹的工作，香港总部和广州厂对他的权限极度不分明，不管他最初的定位是什么岗，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做事的人，可大家竟也这么适应下来了，甚至某些审核流程，都绕不开周长城这个助理这一关。

在这种情况下，周长城就逐渐养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做到了初步的项目协调。

抛开内心苦闷那些情绪，周长城的个人能力是得到了很大锻炼的，起码现在广州厂的设计部门隐隐以他为首，其他部门的同事尽管与他有为难，但遇到问题还是得跟周长城讲，他成了中间一条必不可少的沟通纽带。

周长城在跟多了十来个项目后，心中对各种可能会发生的困难和情况就有了较彻底的了解，上游的客户和下游的供应商，在他心里都慢慢构建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梁志聪这人烦人归烦人，可不阻碍下属的发展，有些跟大老板们开会的时候，他会给机会周长城说话，周长城刚开始汇报时，嘴里磕磕巴巴的，姚生好几次都很不悦打断批评他，销售的同事也多有不满，认为他能力不足，不足以担任这个协调的岗位，要求广州厂必须要派驻能干的自己人。

可谁去呢？首先梁志聪自己就不干，别说其他人。

八月份的时候倒是招了一个当地人，让其帮忙统筹整个厂里的项目，可人家也不愿意当夹心饼干，还未过中秋，这人就跑了，于是事情只能又落到了周长城身上。

姚生也头疼，重赏之下，竟招不到勇夫，这就是当时人才市场的情况，他无人可用。

被人当众嫌弃口齿不清，好丢人。

知耻而后勇，周长城自己没日没夜地窝在办公室，一点一点地对进度，有些汇报语言还要特意写下来，甚至一个人在家里练习汇报过程，同时揣摩跟各位同事领导如何汇报，各部门的人想听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还有一个重点，汇报完这些，不要给自己和自己的部门埋下祸害，办公室斗争是时刻都存在的。

就是梁志聪这么强硬的人，也会和周长城感叹香港办公室可不是什么清净之地，所有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往上冲的。

多开几个月的会，周长城再开口，已经是言之有物的人，并且能指出问题核心，提出解决方法，而不是坐在那里浪费大家时间，他也更明白了姚生作为老板、梁志聪作为设计经理、销售同事对接客户时呈现出的态度，以及大家对整体项目的考虑是怎么想的，打工仔的思维有了新的转变。

这些都是在生产岗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工作内容。

周长城一边痛苦，一边成长，一边调整自己的心态，一边与自己的软弱拖拉抗争。

从前他坚信沉默是金，现在转变为有嘴就要说话，尽量表达准确，错了也不要紧。

那时候的工程师是值钱的，只有真正的工程师，大家才会在姓的后面加一个“工”

字，比如梁志聪，人家心服口服称一句梁工，而一年到底了，周长城偶尔也能听到别人称他为周工了。

总是有进步的，不是吗？做年终总结时，周长城自嘲地想。

其实在这一年里，还有一件大事对昌江精密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1990年，日经指数一直不停下降，日本银行出台政策刺破日本经济的泡沫，到了同年8月，为防止日圆外流，采取货币紧缩的政策，提高了银行贴现率，减少民间和企业贷款，号召大家把钱留在日本。

这个事情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就是，从银行贷款出来变得困难，企业用工和材料成本高涨，裁员率升高，资金收回困难，国际进口比出口要贵，收支不平衡，原本的模式开始转不动了，外发订单减少，尽量把工作岗位留在本国，大家要想其他办法生存。

此前日本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大家习惯了高流动的行业模式，如今要变，必定会揭露出究竟是谁在中间“裸泳”

。

姚劲成在八十年代时得益于日本的制造外包，赚了不少日本人的钱，他十分看好这个国家的科技和制造水平，陆续招了十五个日语销售，专攻日本市场，从汽车到家电再到玩具，都是姚劲成的目标，除了广州厂，如果日本持续跟八十年代那么发展下去的话，他还想在东莞和深圳两地建厂的。

其实经济周期有起伏是正常的，且看美国的经济史就知道，但当时日本股市下挫得太厉害，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姚劲成身边所有人都在讨论这次日经下跌，说自己在中间卖空买入赚了多少输了多少，指数波动过大，就引起了他的警惕，实业制造是需要稳定的一个行业，姚劲成放缓了开发日本市场的脚步，又尽快确立现在手头有的日本订单，能发货就赶紧发出去，不要拖拖拉拉的，同时催收客户的回款。

好在是私企，船小好调头，不必经历一系列的文山会海才能决定，姚劲成以一己之力的敏感，挽救了昌江精密可能会遇到的损失，跟日本一个家电公司的订单完成后，回款到位，一分不少，他松了一口气。

再过了两个月，有同行已经收不回款项了，国际官司都打不响，因为好多日企在那几年陆续宣布破产。

1991年后，日本进入后人所说的“失去的三十年”

的经济失落期。

同年十月，东德和西德合并，德国避开了这次的泡沫，东德的并入，给西德带来喘息机会，劳动力增加，蛋糕变大，泡沫分摊。

精明的姚劲成看到了其中的机会，调转枪头，目标主要放在欧美市场上，日本客户被他放到了最后，原先庞大的日语销售团队，到了年底只剩两人。

自然，转型是困难的，姚劲成是个干事业的人，他对这种转变的阵痛接受度很高，只是从前规划的制造机动车配件的厂房和机器就得舍弃掉一些，因为西欧和北美对大陆制造商的认可度比日本人的更低。

昌江精密的目标客户也跟着转变成技术相对较低的消费品公司。

消费品的利润额肯定没有大件品高，客户群体的变更，对昌江精密来说，是很可惜的事情，仿佛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但，不得不转变，不然的话，就只能等死了。

那些年，有不少特别倚赖日本客户的纯制造业工厂，几乎都消失了。

整个公司策略的调整，对于周长城这种螺丝钉来说，最直接的改变就是，他跟的每一个订单和项目中，英语的比重在升高，梁志聪不耐烦的程度随着项目复杂程度在增加，周长城那种用中文学英语的方法，已经跟不上公司发展的节奏了。

世界改变，也促成个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