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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引得陈?h阵阵不安:按大清惯例,统兵将领喝兵血、扣军饷是常态,能够将军饷如数发放已是凤毛麟角的稀罕事,像这般动用私财接济属下只有一个解释——野心!
所以,陈?h很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秦时竹就是奉天的小袁世凯!
可即便按照思路去定调,陈?h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秦时竹集团在奉天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在军、警、商、农、学各界中都广有人脉,光是辽阳实业每年上缴之税就占到奉天税赋的五分之一强,再加上与谘议局议员荣辱与共、休戚一体的利益体,动了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不由得让他投鼠忌器。
而更加危险的是,站在秦时竹集团背后还有德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就不用说了,辽阳集团的产业大多数是用德国技术和人材,光德国技师就有两百多个。
而和日本人的这层关系更是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起先别人告诉陈?h新洮路、吉长路是秦时竹出面谈判时他还当作笑话??奉天没人了,居然让武将去交涉。
但恰恰是这个武将将别人谈不成的事给谈成了;剿灭蒙匪,派了好几批都没办成,秦时竹派了个戈什哈副队长出马就搞定了,他似乎明白了徐世昌重用秦时竹的用心。
眼下,铁路公司已经成立,动秦时竹便有挑衅日本人的嫌疑,即便他再有勇气,招惹日本人的后果也是他所不敢的。
不要说他陈?h不敢,就是朝廷也被洋人吓破了胆。
陈?h是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物,他不是小人,也不会轻信他人,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只能让他一笑了之——抛开任何偏见,秦时竹是奉天最有能力、最具品德的官员,但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让他本能感觉到了危险。
事出反常必为妖,倘若太平盛世,秦时竹说不定是能臣干吏,但大清已是风雨飘摇,这样的人物是祸是福还真不好说。
他对锡良说了自己的担心,原本锡良也颇以为然,但奇怪的是,最近一段日子锡良却似乎有些改口,只说了声“切勿多言,我自有主张”
轻描淡写地过去了,若不是总督在其他事上对自己仍然言听计从,陈?h几乎要怀疑锡良是不是已听不进自己的劝解。
对锡良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陈?h虽然不解,但他是个识趣的人物,也不再多问。
他不知道的是,总督大人遇到了只有总督才有的烦恼。
最近一段时间,各省谘议局纷纷召开第一届常会,奉天谘议局亦在其列并且提交了众多议案,有督抚交议案、议员提议案和人民提议案等,内容千奇百怪,但总的说来是要限制总督的*统治。
这还不算,锡良提交的筹集资金建设葫芦岛港案(1908年8月徐世昌特聘英国工程师秀思对葫芦岛附近海域进行勘测,认定此处为建筑港口适宜之地)和移民屯垦案满以为对奉天建设大有裨益,不料一干立宪派议员居然不理不睬,没人肯出钱支持,很让他伤脑筋。
后来有个幕僚给他出主意,说奉天的绅商大都惟沈麒昌、禹子谟两人马首是瞻,只要这两人肯出面,这事就好办,而只有找到秦时竹,由他去说服,这两个人才会出面。
但锡良不信邪,撇开沈麒昌和禹子谟自行前去接洽其他绅商,结果大同小异:所有人都对总督表示恭顺和客气,但一说起钱,都吞吞吐吐,没有痛快话,要么就干脆表示一定要等辽阳集团有所动作他们才肯参与。
锡良没有办法,只好按这个思路找秦时竹谈了一次。
说来也怪,等正式开常会的时候,这些议员纷纷表示可以出钱。
陈茂德(夏海强的老丈人)带领一帮人准备筹建东北屯垦公司,由他们招募失地农民,先期发给种子、农具、路费,三年后与官府按地租五五分成,以十年为期。
港口建设也募集到了300万元启动经费,明年春天就可以修筑了。
更让锡良意外的是,秦时竹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骄横跋扈,反而是个谦谦君子,一口一个“大人”
,言谈举止中对奉天局面的发展思路清晰、条理明确,颇有章法。
到这个当口,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与污蔑锡良已有九分怀疑,倒是认为徐世昌临走时特意关照说秦时竹“能办事会做人”
的评语恰如其分。
当然,陈?h的话他也信,锡良哪里会嗅不出秦时竹身上的与众不同呢?但目前的奉天局面他觉得还不适宜向秦时竹开刀,至少现在不行。
到1909年12月间,秦时竹稳定了局面,成功渡过了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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