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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这时,我插话道:“不过呢,也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政策表示担忧哦。
他们认为,这个政策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潜在的问题。
比如说啊,有些导师可能会因为害怕学生延毕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绩效考核,所以都不太敢去带领那些风险较大或者具有高度创新性的项目啦。
毕竟这些类型的项目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而且其中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学生们极有可能出现延迟毕业的情况哟。
如此一来呀,恐怕真的会给学术创新带来不小的阻碍呢。”
听了我的这番话后,一旁的李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表示赞同:“嗯……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哦。
其实吧,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变数与挑战的领域嘛。
历史上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发现以及重要的学术成就,不都是经过无数次反复试验、摸索甚至遭遇挫折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吗?可要是导师们仅仅只是由于担心承担责任,就轻易放弃去指导那些**险的项目,这无疑将会极大程度上地束缚住学术创新前进的步伐呀!”
“还有人担心,这个政策可能会导致导师对学生的要求过于严格,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
我继续说道,“毕竟,导师的考核和学生的毕业直接挂钩,导师为了让学生能按期毕业,可能会给学生布置更多的任务,让学生承受更大的压力。”
“那您觉得,这个政策到底是好是坏呢?”
蔡云问道,眼神里充满了疑惑。
“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规范博士生培养过程,保障博士生的权益。”
我说道,“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关键在于如何在具体实践操作时持续改进、逐步优化,并寻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状态。
举例而言,可以构建更为严谨且合乎情理的导师考评体系:不仅需考量学生的结业比率,还应关注其培育水准以及学术领域内的创新性产出等方面情况;与此同时,亦必须设立完备无缺的博士研究生投诉渠道,从而确保当学生遭受导师不公正待遇之际,能够寻觅到合适之地倾诉心声并讨回公道。”
&bp;“提及申诉途径一事,某些海外国家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我国予以仿效学习。”
李斌插话道,“就在去年,我曾赴往美利坚合众国出席一场学术研讨活动期间,意外获知众多位于该国境内的高等学府均已搭建起一整套成熟而周全的博士研究生申述制度架构。
倘若某名学生自觉遭逢来自导师的不公平对待,则可径直向校方所对应的职能机构提出诉求主张,届时校方便将迅速组建一支专业性极强的专案调查组展开深入细致地查究工作。
一旦经过查证核实后确认为事实存在,那么涉事导师将会承受相对应的惩处措施,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能会面临被剥夺指导资质之虞。”
“是啊,我们国家也正在学着建立这样的申诉通道。”
我说道,“近年来,教育部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要求各高校建立健全博士生权益保障机制,畅通申诉渠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说明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博士生的培养问题了。”
“希望这些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位吧。”
蔡云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期待,“要是我们学校也能有完善的申诉通道,我也不用这么害怕我的导师了,也不用特意过来麻烦您了。”
“你放心,随着国家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视,这些问题都会慢慢得到解决的。”
我安慰道,“现在,很多高校都在积极推进博士生培养改革,完善导师责任制,加强对博士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我相信,未来博士生的处境会越来越好的。”
“借您吉言,希望如此吧。”
蔡云点了点头,眼神里的不安少了几分。
“好了,说说你的事吧。”
我把话题拉回到蔡云的毕业问题上,“你刚才说,你的博士论文初稿已经完成了,也发表了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一篇是C刊。
按你们学院的要求,已经达到毕业条件了,对吗?”
“是的,鹿老师。”
蔡云连忙说道,“我们学院要求博士生毕业时,至少发表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一篇是C刊。
我的两篇论文都已经发表了,论文初稿也已经完成了,并且经过了导师的初步审核。
导师说我的论文整体不错,但还有一些细节需要修改完善。
他让我再延期一年,跟着他做一个横向项目,说是能让我的研究成果更丰富,对我以后找工作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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