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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第12页）

可见这个时代的商业的隆盛，商人负担能力之惊人。

市舶司的税，至元间，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

后禁商入海，罢市舶司。

不久，又屡罢屡复。

惜未详其税入的总额。

想来，那笔数目必定是很可观的。

酒税为国赋之一，“利之所入，亦厚矣。”

仅“杭州省酒课岁办二十七万余锭”

，其他可知。

天下盐总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而两浙之盐，独占了四十五万引。

江西、湖广及两淮等处的盐引也不在少数。

在盐课钞总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里，江南三省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数字的。

茶的总枢纽为江州，总江淮荆湖湖广之税皆输于江州的榷茶都转运司。

天历二年，始罢榷司而归诸州县。

而其岁征之数，凡得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

还有种种的杂税呢，且不说了罢。

总之，就商人的负担之重，——从古未有之——便知元这一代从事于商业者是如何的占势力。

他们成了国家的重要的础石。

国税从他们身上付出的是那末多。

而元地域那末广大，兵威那末强盛。

为商贾的往来，交通，除去了不少的阻碍。

其商业之突盛，是必然的情形。

《旧唐书·食货志》云：“士农工商四人各业。

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而元这一代，商人却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了。

他们和蒙古民族有经济和商业上的必要的往来，其接近的程度当然较士子们为密。

而元代又有“入粟”

为官之例。

由商人一变而为官吏，当也是极平常的事。

处在这样的优越的条件之下，商人和士子间的三角恋爱的争斗，其胜利权，当然是操在商人的手上了。

故冯魁、柳茂英们，硬生生的拆散了秀才妓女们的鸳鸯，而夺取了她们去。

秀才们忍气吞声，妓女们没法挣扎。

他们只是幻想的等候着以另一种势力——自己做了官，或朋友做了官——来夺回了他们的所爱。

而这幻想却终于是幻象而已。

这等候，却终于是不会在实际社会上实现的。

为了戏曲家们的本身便是“士子”

的同流，其同情便往往寄托在秀才们的身上，而往往给商人们以一个难堪的结果―这正足以证：在实际社会上，秀才们恐怕是要吃亏到底的；故才有了那样的“过屠门而大嚼”

的团圆！

八??茶客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