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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之际文坛概观（第7页）

人民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以外，其余的生活似乎还很自由。

他们突然的接触了无数的征服的民族所带来的西方文物。

他们的社会中，平空的增添了许多的外来的销费者，他们又因了西南方的商贾们的在蒙古大帝国疆域中的畅行无阻，又多做了不少的交易。

这些，都使当时社会上的经济状况，有了很显著的进步。

所以北方的大都，在金人被灭之后，仍然不失其为北方的戏曲的重镇。

元剧之标明“大都新刊”

云云者，我们已见到好几种（见《元刊杂剧三十种》，日本仿元本，中国石印本）。

这可见大都当时的文化程度也一定是不很低等的。

南方的宋故都杭州，更是繁华不减于当日。

西湖上的繁华风光，仍未逊于国亡以前。

无数的艺术家、文人、诗人，仍以杭州为中心而歌咏着，写作着。

元人杂剧的出产地，差不多是以杭州与大都为南北两个重镇的。

许多北方的文士都曾到过杭州游历。

老前辈的作家关汉卿，便也曾到杭州来过。

有的北方作家，简直的便留居于杭州不复北归。

这在钟嗣成的《录鬼簿》中，曾有过很可令人注意的记载。

又，在意大利人马可孛罗《游记》中，也曾将杭州写得有若圣地。

确实的，杭州在当时，几乎成了文化的都城，差不多无数的文人们都要来“巡礼”

，一来“巡礼”

，便留连的不忍归去。

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题“古杭新刊”

者为最多。

又在仅存的一册《永乐大典》戏字韵中所保存的《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三篇戏文里，题着“古杭书会”

或“古杭才人”

新编的已有二种。

这可确见“古杭”

在这时代的前半叶中，其地位是如何的重要。

这又可见当时中国的南方乃至中国的北部，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其经济状况是很发达的。

而一般人的经济的力量，也似乎并不比前落后，也许是更有进步。

因了士大夫阶级的崩坏，农民们似乎确是少了一笔重担。

（那时的士大夫已混入“编氓”

之中）因了外国人的加多，国外贸易的突然的繁盛，商人阶级的势力更突飞的进展不已。

钞票的发行，此当为其主因。

而士大夫因此更感受到一种新的压迫。

在文学上于是便产生了许多描写士、商的恋爱冲突的剧本。

最可代表的一篇便是王实甫的《苏少卿月下贩茶船》（关于这个题材，作者极多，散曲中也有《双渐苏卿问答》，剧本也不止王氏一种；但他剧皆佚，惟王剧尚有辑本）。

其他如《救风尘》（关汉卿）、《青衫泪》（马致远）等等也都以这个冲突为主题。

社会上一般经济能力的充裕，使得当时种种的民间娱乐与民间文艺皆有了突飞的进展与成就。

同时汉族士大夫们因了生活上的压迫（他们是如编氓一样，生活没有保障的），政治上的出路的被壅塞，便也回过头来加入平民的社会之中，而为他们写作剧本，演说故事，著作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