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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任中书充,发愤著书,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司马迁家族世为史官,虽富有才学,却没有政治地位。
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而遭受宫刑之辱,让他感到世态的炎凉友道的味苦世俗的趋利忘义。
这件事使他体味最深的是王法的苛薄君王的无情狱吏的残暴。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个人来说是一场悲剧,而对《史记》的创作却是一个动力和新的起点。
《史记》是对我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它体大思深,俯仰古今,无所不包,可称为一部组织严密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它既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
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时,风格雄浑奇伟,行文有感情,有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它为后代的传记文学树立了光辉典范,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写作的圭臬。
它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代戏曲小说取材的渊薮。
扬雄(公元前年公元8年),一作“杨雄”
,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学者辞赋家。
扬雄少时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
后来经过同乡杨庄的推荐,受到成帝的召见,并拜为黄门侍郎,也就此进入了官僚“预科班”
。
然而,在这个“预科班”
里,他却几乎成了个毕不了业的“留级生”
,除了做过十年中散大夫外,0年间未徙官!
而皇帝召他的主要目的,也只不过是看中了他的文采,要他应命制作,就像徘优弄臣一样,讨个欢心罢了。
好在他自己也没有做官的意思,只希望领一份稳定的工资,以解温饱问题。
于是,皇帝下令永不夺俸,让他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还特许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看书。
正是有了这些条件,他才能够创作出可与司马相如比肩的汉赋,同时模拟《易经》作出《太玄》,模拟《论语》作出《法言》等,以及编写出了语言学著作《方言》(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成为既是文学家思想家又是语言学家的一代大儒。
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
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
严君平博学德高,隐于市井,“专精《大易》,沉于《老》《庄》”
,是一位民间的道学高人。
除了老师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师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
扬雄和司马相如是同乡,并深深仰慕他,连作赋的文风也是从他那里摹仿来的,他说:“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司马相如是潇洒的,官做得不爽就回家,因为他老婆的娘家有钱,物质基础比较雄厚,精神追求自然就会成为生活的主要方面。
而扬雄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没有一份稳定而且丰厚的收入显然是潇洒不起来的。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
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
,“壮夫不为”
。
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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