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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铜雀台上目睹叛乱（第2页）

如此一来，它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

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曹操多次发布求才令广集人才的背景之一。

再次晋爵，也产生了政治上的震荡。

一些原来相信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白的人也有怀疑，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

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的心理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承受，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向曹操发难。

建安二十一年（216），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就发生了一次叛乱事件，叛乱的主角名叫严才。

关于严才的情况知之甚少，他担任什么样的职务？联络了哪些人？他有多大的把握取胜？这些都不得而知。

只知道他当时在邺县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

徒属，门徒和部下，说明严才既教有学生还担任着某种职务，但仅以区区数十人的力量就直接攻击魏王宫门无异于自杀，没有某种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严才的行为可能就是为了表明一种政治态度，为了操守死而无憾，正是一部分儒学之士的最高追求，而还有那么多的人追随他，说明他们的政治信念并非没有影从者。

严才突然发难，直取魏王宫，也不能说完全不具有威胁性。

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他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曹操发现有一些人迅速赶过来与叛乱分子展开了搏斗，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楚，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

长期担任司金中郎将的王修此时任郎中令，他最先得到消息，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又改回郎中令，宫室的安全保卫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这场叛乱很快平息了，事后检讨功过得失，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认为虽然王修有功，但其行为于制度不符：“过去京城一旦发生变故，九卿应各居其府不得出来。”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生叛乱，外面的情况不明，闭门不出首先是一项制度要求，到处乱哄哄的，弄不清谁跟谁，你跑出来究竟给谁帮忙？而无论以后谁得手，你都容易引起猜疑，所以闭门不出也是自保的做法。

钟繇是王修的上级，他的话也不完全是责难，更多的是一种提醒，对此王修回答说：“食其禄怎能避其难？待在府里不出虽然符合制度，却不符合共赴国难的大义！”

这叛乱的平息，王修立了大功，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凸显出来，随着铜雀三台的相继完工，邺县大规模城市建设也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邺县城内被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

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

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这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的。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