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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无能的力量（第16页）

。

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

，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但表情毅然，“你问吧”

。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

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叫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卢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为好，带着大家去拍外景，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年级教室里，气恼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还在犯错，我怎么这么蠢，我又问错了。”

我心里知道，是我心里那点放弃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脸上，男孩觉察了。

坐了半个小时，我绞着手，下去吃饭，小潘老师杀了一只鸭子熬了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都坐定了，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

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有半天的时间，卢安克带着我们组和韩运走了三个小时山路，去爬山，在刚下过雨的小山涧里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快日落。

他说不用去安抚和沟通什么：“跟他沟通没有用，跟他一起行动有用。

创作就是这个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里每人都有一张自己参与的电视剧DVD，看过了无数遍，还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学再看一遍，说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烂泥巴埋到下巴的细节，是真快乐。

我们被招待吃了三顿饭，杀了一只鸡，孩子在水龙头底下洗内脏，卢安克蹲着给他打伞。

临走时韩运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饭和碗筷继续留人，只为了拖延点时间和卢安克多待一会儿。

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

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我们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

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入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

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

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

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

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

——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

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

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入，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

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