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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第8页）

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

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

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

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

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

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

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

，因为老是“总”

着脸，山西话。

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

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

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

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

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

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

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

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

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

的封面选题。

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

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