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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山西山西（第5页）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

“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

“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

他说，“就你们家那儿。”

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我觉得，不会吧，这才几年。

但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俩这样？”

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

老头儿这么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

家家都这样。

像喝铁钉一样。

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

。

到现在，自来水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轮车焊一个水箱，拉进城，在窗户底下叫卖“甜水”

。

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毛钱一桶，买水存在小缸里，用这种水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

我想我们姐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头都是软的，腿没法走……”

我上网查水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二十四万人喝的水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布在“汾河两岸”

，在术语里，这叫“地带性分布”

，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农药化肥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渗透。

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着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物，连着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边堆着，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

我们二〇〇六年见过五层楼高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我听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

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

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

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〇〇三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

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

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

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

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

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