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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第2页）

采访线索、采访对象、采访路线、采访设计要靠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前期记者团安排。”

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

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

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

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

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

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

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

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

按“新闻调查”

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

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

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

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

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

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

不说就不说吧。

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

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

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

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

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

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