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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一（第6页）

此指假释性地放出囚犯。

⑥三王之治：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理民。

⑦逆情：违背人情法理。

⑧干誉：谋求名誉。

据《旧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将待执行的三百余死囚假释归家，并约定他们返回监狱受死的日期。

其后三百余人皆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死罪。

这件被后世传为美谈的太宗“德政”

，与唐太宗主张刑法宽简、死刑要严、赦令勿滥的一贯态度不合。

为此，欧阳修也对太宗“纵囚”

赦死的不合人情法理提出质疑，认为是矫枉过正了。

本文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按照提出质疑、论述说明、提出自己的观点的顺序进行。

体现了欧阳修论理文一向逻辑性强、结构严密的特点。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

反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

反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

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

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

然后，欧阳修先肯定太宗“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

的论述，提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的主张和措施。

认为信义只能用于君子，对小人则要用刑法。

因此，唐太宗纵囚使归的事是不合乎常情的，是现实中不大可能存在的事情，即使发生过，也只能是上下互相欺骗沽名钓誉之举，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定法。

还特别指出，刑罚达到死刑者，那又是“罪大恶极”

的“小人之尤甚者”

，不可轻易宽赦。

段尾以一句反诘句“此岂近于人情哉”

，表达作者的不解和质疑，引发读者思考，同时总结上文，开启下文。

在其后的论证中，作者对太宗“纵囚”

赦死之壮举进一步分析、批驳，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是沽名钓誉，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

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

最后，顺理成章地指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

，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

本篇立论清楚，在短小的篇幅内，或质疑，或答问，步步分析，层层辩驳，写来却从容不迫，浑然一体，似有洋洋万言，十分耐读，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后人评论

赵乃增：“针对太宗的逆情立异的作为，层层批驳辨析，暴露出‘纵囚’事件的违背人情常理的荒谬不实，行文老辣，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泷冈①阡表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