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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先论述项羽杀义帝乃不义之举,因为义帝是“贤主”
,这从他“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
和“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
两件事可以看出。
通过论述义帝为“贤主”
的原因,来引出义帝和宋义的关系。
由此推出一个结论:项羽对范增的怀疑,原来是从这里开始的。
文章至此,所有的疑惑都解开,豁然开朗了。
但苏轼仍旧未尽兴,又摆出一条范增于“羽杀卿子冠军”
时应离开项羽的理由,那就是他和项羽在当时都是同僚,并肩事义帝,而不是后来的君臣关系。
苏轼这篇六百多字的小文章,围绕着范增何时该离开项羽,确实写得是“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随意挥洒而又四处伏笔。
在自问自答的假设中,否定了自己提出范增应于鸿门宴离开项羽的假设,但不急于提出“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
离开的观点,只是在一抑一扬之中层层推进,让人看得是透透彻彻,十分“尽意”
。
后人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前半多从实处发议,后半多从虚处着想。
只就增去不能早处,层层驳入,段段回环,变幻无端,不可测识。”
决壅蔽①(策别课百官三)
所贵乎朝廷清明②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③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
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④;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⑤。
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
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
疾痛疴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
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⑥以自至。
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
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
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
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
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
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
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
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
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
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
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
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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