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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轼一（第28页）

⑩苟其侥一时之幸：如果能够得到一时的侥幸。

{11}优哉游哉：形容从容自得的样子。

在嘉祐二年正月科考中，苏轼因《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深得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的一致激赏，获得了第二名。

《上梅直讲书》就是考试结果公布之后，苏轼写给梅尧臣的一封信。

信中作者打破一般感谢信的窠臼，全篇以“乐”

字贯穿始终，写人生的相知之乐、守道之乐、知遇之乐、师徒之乐，不见一个“谢”

字，然而对欧阳修、梅尧臣知遇之恩的感激、仰慕已久的深情、愿意终身追随的真挚浓烈的感情全都跃然纸上。

第一段，作者首先写了周公之“悲”

以衬托孔子相知之“乐”

。

苏轼以《诗经》中周公和孔子为正反面，论断周公之悲和孔子之乐。

何也？苏轼却振振有辞地分析说：周公尽管位高权重，声誉显赫，但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所以他的内心孤独寂寞；孔子和他的门徒虽然饥寒交迫，但是他们彼此相知，所以乐趣无穷。

尽管苏轼这种悲与乐的评判，非常有悖常理，但是却让读者心悦诚服，因为苏轼通过圣师圣徒之间问答的描绘，确实将他们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情趣盎然、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和有趣的个性都生动传神地展现出来了。

于是顺理成章地，苏轼得出“乐”

与“不乐”

的标准在于有没有相知这样的结论。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对古人的议论，转到对欧阳修、梅尧臣的品德、才学、主张的赞颂上。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叙述了自己对两位主考官倾慕已久的心情，它的内涵十分丰富。

从作者少年时期的久仰期遇之情到青年时期为二人的才学、品行所打动，表达了自己尽管渴望追随二人的心愿由来已久，但是因为地位悬殊，平生似乎并不敢有此奢望。

接着，文章陡然一转，写到了刚刚举行的这场科举考试，他说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出乎预料，大喜过望。

而这一切全部都依赖仰仗欧阳修、梅尧臣两位文坛耆宿的赏识、宣扬、褒奖，这怎能不使他感激不已，兴奋莫名呢？这不仅仅是自己科举高中之乐，更是得遇知己的相知之乐。

最后，苏轼感慨地说，即使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受到世人的羡慕，也比不上给大贤您做学生，强调了希望入门为徒的迫切愿望。

文章的最后，再次落笔到对梅尧臣品德的颂扬上，梅公的官位并不高，但是却气定神闲，面带欣悦，这都是因为他境界高远所致。

美其德，好其文，见贤思齐，苏轼表明自己与梅公有着相同的追求和人生理想。

显然，爱道比之爱人，在境界上更见高尚脱俗。

这篇信札情感充沛饱满，洋溢着难以抑制的青春兴奋之情。

全文紧紧围绕着“乐”

字做文章，层层展开：十年苦读科考获胜之乐，金榜题名名列前茅之乐，鹏程万里前途光明之乐，士遇知己心愿得偿之乐，大贤赏识可以追随之乐，效古圣贤相知相悦之乐，一如潮水一般争相奔涌而出，欣喜之情，如江河滔滔，倾泻笔端，毫不矫饰。

另外，在这篇信札反映出苏轼的文字富张力，从内容到节奏，给人以传情达意流畅自然的快感。

比如：“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馀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

蓄势充沛，可谓千回百转，而宣泄畅快，可谓一泻千里。

后人评论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三：“此书本叙遇知己之乐，末复以乐乎斯道为梅公颂，通篇不脱一乐字贯串，意高词健。”

答秦太虚①书

轼启：五月末，舍弟②来，得手书劳问③甚厚。

日欲裁谢④，因循至今。

递⑤中复辱教，感愧益甚。

比日履兹初寒，起居何如？轼寓居粗遣⑥。

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⑦，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

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