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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所谓五等爵（第11页）

故自重耳秉政，执政者尽为异姓之卿。

在此情景之下，家国之别，遂判然焉。

孟子以为国之本在家者，仍以春秋时代宗法之义言之也。

自家国判然为二事，然后一切官私之观念生，战国初年，乃中国社会自“家国”

入“官国”

之时期。

顾亭林所谓一大变者也。

前此家国非二事也。

《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此谓国君之公，非后世所谓公家之公，战国人狃于当时官国之见，以为古者之班爵整严，殊不知古时家、部落、国家，三者不分者，不能有此也。

狃于当时家国之分，殊不知殷周本无是也。

狃于当时君臣之义，殊不知古之所谓臣，即奴隶及其他不自由人。

金文中时有锡臣若干人之说；《论语》：“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子曰，无臣而为有臣，将谁欺？欺天乎？且予死于臣之手也，毋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

皆可为证。

至春秋而王公之臣几与君子同列（君子初义本如公子）。

至战国而君臣之间义不合则去。

此类家国之异、公私之分，皆殷周所不能有也。

战国所谓君臣之义，有时即正如殷周时家长与其一家之众之义耳。

吾辨五等爵之本由后人拼凑而成，有无此整齐之制，所识虽小，然可借为殷周“家国制”

之证，于识当时文化程度，不无可以参考者焉。

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写于北平

按，此文主旨，大体想就于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时，后曾以大意匆匆写投顾颉刚先生，为顾先生登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十四期。

今思之较周，节目自异，然立论所归仍与前同。

附记于此，以标同异。

校稿时补记——盂鼎，“隹殷边侯、田（甸）雩（越）殷正百碎，率于酒，古（故）丧（师）”

。

曰“边侯”

，则其为斥候之意至显，而“边侯”

之称尤与markgraf合。

原载1930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