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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最要紧的兴趣要广一点（第10页）

但是中国人觉得它很旧，外国人觉得它很新。

比如“自报家门”

，这就比用整整一幕戏来介绍人物省事得多。

比如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

说，是受了中国戏曲的启发而提出来的，这很新呀！

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数典忘祖。

我们要“以故为新”

，从遗产中找出新的东西来，特别是搞西方现代派的同志，我建议他们读一点旧文学．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

我总是希望能把古今中外熔为一炉。

我搞京剧，有一个想法，很想提高一下京剧的文学水平，提高其可读性，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使人们承认它和王蒙的、高晓声的、林斤澜的、邓友梅的小说是一个水平的东西，只不过形式不同。

搞搞京剧还有一个好处，即知道戏和小说是两种东西（当然又是相通的）。

戏要夸张，要强调；小说要含蓄，要淡远。

李笠翁说写诗文不可说尽，十分只能说二三分；写戏剧必须说尽，十分要说到十分。

这是很有见地的话。

托尔斯泰说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这是指的小说；戏里的人物是可以用警句交谈的。

因此，不能把小说写得像戏，不能有太多情节、太多的戏剧性。

如果写的是一篇戏剧性很强的小说，那你不如干脆写成戏。

以上是一个两栖类的自白。

除了搞戏，我还搞过曲艺，编过《说说唱唱》；搞过民间文学，编了好几年《民间文学》。

“文革”

以后，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而是民间文学的论文，而且和甘肃有点关系，是《“花儿”

的格律》。

我觉得这对写小说没有坏处。

特别是民间文学，那真是一个宝库。

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

我这个两栖类，这个“杂家”

有点什么经验？一个是要尊重、热爱祖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一个是兼收并蓄，兴趣更广泛一些，知识更丰富一些。

我希望有更多的两栖类，希望诗人、小说家都来写写戏曲。

谈读杂书

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

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

觉得没意思，就丢开。

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

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

其次是方志、游记，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

讲草木虫鱼的书我也爱看，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陈淏子的《花镜》。

讲正经学问的书，只要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也很好看，如《癸巳类稿》。

《十驾斋养新录》差一点，其中一部分也挺好玩。

我也爱读书论、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