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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1931（第6页）

。

张学良后来以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史册，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

原本平静教书治学的生活，已弭平胡适因批评国民党专制带来的伤痕，寂静的书斋也消退了胡适在上海的政治热情。

尽管治学和教学的环境深受影响，而心志有些遗憾，但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他的一腔爱国热忱，又在他身上汹涌澎湃。

“隐逸态度为宜”

——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1931年年初，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在灰蒙蒙的阴云下，显得清冷而寂寥。

周作人在书斋里，写信给汪馥泉，信中说，“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们只可‘闭门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

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反动时代的起头，低文化的各国多趋于专制，中国恐亦难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

（《现代中国作家书信》）。

周作人是以大时代的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他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

的旗帜，扮演了战士的角色，还曾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等重要的进步文章，胡适称《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周作人这些文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

周作人还在1919年的“六三”

事件中，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写《前门遇马记》，半是抗议，半是嘲讽，并亲自送到李大钊那里，编进《每周评论》。

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撒革命传单被警察厅逮捕，周作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设法营救。

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周作人让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躲在八道湾十一号一个多月。

周作人还曾着迷于日本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新村”

运动，那虽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也是周作人自己的“乌托邦”

。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新村”

运动的支持者。

进步的周作人，当时的人望是超过其兄鲁迅的。

“清党”

以后，周作人躲进寂寞的八道湾，那“苦雨斋”

便也萧寂得如同古寺一般。

周作人的“五四时代”

渐渐结束。

1930年2月1日，周作人在《致胡适书》（收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

，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读，不禁怃然……

周作人一生读书成癖，且以写作为生命存在方式，“几乎全不把笔”

，虽“自知或者于道更近”

，却是生命的停滞，其间的痛楚，可想而知。

周作人于1929年岁尾，曾提出“闭门读书论”

。

实际上是一种逃避。

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