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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1931（第7页）

，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

了。

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

，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五四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

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

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尽管周作人的信中，弥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气，但胡适还是十分感动。

他回信说，“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得十分对。

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

，“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

但有时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

。

胡适在信中，还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心？？涌，笔手扰”

来表“最足写此心境”

。

胡适在信中，对周作人来信中的一句“交浅言深”

，颇“有点感触”

。

胡适十分动情地说：“生平对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

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

读此信，相信读者会对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产生敬意：两人既开诚布公彼此人生选择与政治选择上的分歧，或公开论战于报端，或私下通信相劝；同时都遵循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

，尊重对方的选择和言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寂寥中的周作人，再受致命打击。

1929年11月20日，在深秋肃杀的寒风中，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岁女儿若子，不幸突然凋谢。

对于爱女的夭亡，周作人写《若子之死》记之：

十六日若子自学校归，晚呕吐腹痛，自知是盲肠，而医生误诊为胃病，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膜炎，遂以不起。

用手术后痛苦少已，而热度不减，十九日午后益觉烦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

，继以昏呓。

注射樟脑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为招来，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

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姆妈，我不要死”

。

然而终于死了。

吁！

可伤已。

周作人这段文字，不仅写出爱女夭亡经过，特别是若子临终时神志清明，那一切言行，让人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写出作为父亲的周作人肝肠寸断、如触肿疡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从此，已四十一岁、意识到“人过中年”

的周作人心绪忧郁，向执教的女子学院告假，“在家，终日怅怅无所之”

。

为了祭悼爱女，他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设祭棚，请来众僧人，置道场，放焰口，诵经文。

然后素车旌幡，将若子遗体置西直门外广通寺内，托僧侣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