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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 帮忙（第1页）

国度变了，主角也换了，二者之间的文字又怎么能够雷同呢?校语中所谓“馀悉同”

应当是指内容相同，文字也大致相仿罢了，而不是说整篇可以照搬，“《列异传》曰莫耶为楚王作剑”

，鲁迅辑本并未依从照搬而只能参照别书将“莫耶”

仍然写作“干将莫耶（邪）”

，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况且校记不单指《列异传》，还包括了《搜神记》，而《搜神记》的内容虽与《列士传》相同，但文字却完全两样，显然不能仅仅校改几字后就可以又同时视作是《搜神记》逸文的。

因此《古拘沈·列异传》中辑录的眉间尺故事是否系曹丕所作是很为可疑的。

这里应该说明，鲁迅《古拘沈》是未定稿，生前并未刊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编入了《古拘沈》，并“按手稿及原引据书进行了初步的校勘”

。

《列异传》原引据书《太平御览》，《丛编》是以景宋本作校勘的，因此笔者也以景宋本为据（系用中华书局缩印之商务印书馆1935年景宋本，1960版，1998年重印本）。

《丛编》如果没有作校勘，当然不会发现问题，如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收入时的情况一样；但既然作了校勘，而且原书编纂者也提供了这种便利，所引据之书均注明了书名及卷次，这就没有理由不写出校记，尤其是当书名、作者都不相符（刘向的《列士传》变成了曹丕的《列异传》），原书编纂者又作了校改时更应该加以说明，指出其异同。

并且，笔者以为单用景宋本校勘，仍然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宋刊本固然优于各种传抄转刻本，可是鲁迅当年在绍兴整理古籍时不大可能用到宋刊本。

他后来到北京辑校《嵇康集》时还只能取清代“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

进行比勘。

1927年鲁迅在广州购到清代南海李氏重刻本，这大约不过是据鲍刻本传刻。

直到1935年底，鲁迅才预约购到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景宋本一套，可是此时已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无时间再以景宋本来重新校勘《古拘沈》了。

由于《太平御览》流传的时间长，版本众多，各本中的文字是有出入的，鲁迅根据明清刻本所辑录的文字是否会与宋刊本有异呢?这是不能凭空作出推断的，显然这就很有比勘的必要。

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时，不应只寻求善本，《列异传》也不应仅以宋刊本进行校勘，还应该用鲁迅所使用的版本进行汇校，并著其异同，这样如果遇到异文，无论是版本上的问题还是辑校上的问题就会清清楚楚了。

如果汇校证明是由于版本不同而出现的差异，那么将《列士传》改头换面变成《列异传》的责任就不在鲁迅而是明清时的传抄转刻者了。

《眉间尺》演出现场

铸剑故事发生地听语音

2.虽然《吴越春秋》、《搜神记》以及由鲁迅辑录的《列异传》已经确定了铸剑故事发生地在吴越楚三国，但是如果追寻更多一点资料，就能知道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并不限于吴越楚三国，韩魏赵三晋也是其流传地。

晋伏滔《北征记》云：“魏惠王徙都于此（按指古宋城县，今河南省境内）号梁王，为眉间赤、任敬所杀。

三人同葬，故谓三王陵。”

“三王陵在（宋城）县西北四十五里。”

又，《郡国志》云：“（临汾）县西南有大池，一名翻镬池，即煮眉间赤处。

镬翻，因成池，池水上犹有脂润。”

（转引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民间轶闻与刘向《列士传》所记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