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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章 第七日（第3页）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但《春秋》的“微言大义”

并不意味着其“言”

是失实的。

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

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作品性质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

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

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

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

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

，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

就“亦经亦史”

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

，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

“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

。

然而关于“经史不分”

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后世影响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

，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

而“二十六史”

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