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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7章 知难行亦不易（第1页）

五四时期胡适与蒋梦麟曾在上海同访孙中山，已听过孙中山谈论的政治设计，即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

，以及它的哲学基础“知难行易说”

。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奉孙中山为“国父”

，又称训政是秉承孙中山《建国大纲》遗教。

这不能不使胡适对孙中山“知难行易”

说提出异议，于是便发表长文——《知难，行亦不易》。

因为文章较长，我们不妨化简如下：

（一）孙的“行易知难说”

的动机：胡适引用孙中山的原文，指出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

的学说，是因为他认为革命的不成功，主要是由于人们相信“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的古说，影响了人们做事的信心。

（二）行易知难的十证：列举了孙中山给出的十项证据。

胡适评论说，“中山先生的意思一面教人知道‘行易’，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难’。”

（三）“行易知难”

的真意义：在这一部分，胡适分析说，孙中山认为人可以分为三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

他们分别对应发明家、鼓吹家和实行家。

所以“‘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

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

。

（四）胡适对“行易知难说”

批评：“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的太分明。”

“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

“中山先生志在领导革命，故倡知难行易之说，自任知难而勉以行易。

他不曾料到这样分别知行的结果有两大危险：

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得知难。

于是有打倒智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

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经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

除了揭露“知难行易”

说的逻辑矛盾，胡适特别一针见血的指出“知难行易”

的“真意义，只是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

。

胡适明确指出，此说引发的最大危害，在于当国者自居“知难”

，独得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社会精义，可以教导党国同志“行易”

，而中国人民只有服从，“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