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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第6页）

他在《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沈从文把《边城》里的一些人物、风俗写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为之的，为了那一个他久久挥之不去的梦境。

但明眼人会看出，“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有嫌恶之感”

（《沈从文研究》）。

这是一位叫山宝静的日本作家说的。

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题材的代表作。

小说写一位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讲课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图。

他发现同来青岛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

，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

达士自认是他们的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成了被医治者和奴隶。

小说还贯穿了一位有点神秘的女人的黄色身影。

小说在对人物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

进行认识与分析之后，“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

（金介甫《沈从文传》）。

沈从文的散文系列《湘行散记》，是从1934年他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乡，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信函整理集成的。

《湘行散记》与三年前的《从文自传》相互印证，前者为社会见闻，后者是往事追忆。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蘸满了感情的浓墨，带着游子的乡愁，以淡淡的孤独、悲哀的叙事，诉说着对故乡和乡里人的深深怀恋，又表达着深深的悲悯。

《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是散文化的历史生活的长卷，把历史回顾、社会观察、人世变故、命运沧桑，由浓郁的情感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的学院气、闲适气、闺秀气、市井气，留得清气满乾坤。

1933年9月，刚到北平不久，沈从文正式接手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更名《大公报·文艺副刊》）。

从1928年起，《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

世上有许多机缘。

在那年，吴宓与沈从文在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

上不期而遇。

两人虽初次谋面，但谈笑甚欢，清华大学教授兼北大教授吴宓，是利用暑假到杭州去见诗人毛彦文的，而二十六岁的无名小卒沈从文是到上海谋发展的。

在“天津丸”

上，谁也没有想到，五年后沈从文会接替吴宓入主《大公报·文学副刊》。

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使该报老板甚为不满，他将吴宓辞掉后，请已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的沈从文主持。

沈从文乃谦谦君子，明知早年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时，吴宓曾放言“欲杀胡适耳”

，对自己接替他的工作心存怨言。

但是，自己还是以谦恭的态度相待，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讨办报事宜时，专门请前辈吴宓到会听其建言。

参会的吴宓的好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此会。

《偕吴雨生沈从文坐来今雨轩》诗曰：

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

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

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

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从此吴宓不再说三道四。

人缘好的沈从文又团结了朱自清、周作人、巴金、老舍、林徽因、杨振声、萧乾、李健吾等文学老将和新秀，《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文坛“重镇”

。

后因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看了甚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