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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第7页）

小说写刘习舜教授因恋爱而自杀，吴宓认为是在影射自己。

吴宓原娶同学之妹为妻，妻子陈心一是一旧派女子，与吴宓难以匹配，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倾心追求，与陈心一离婚。

毛彦文出身望族，留美获文学硕士学位。

而且人家早就情有所属，最后与大自己三十三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秦晋之好，在上海公寓相濡以沫。

吴宓深受打击，心如死灰。

突读《自杀》顿生联想，岂能不怒。

沈从文对影射之说全然否认，写《给某教授》发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作答：

您在生活上与心灵上的悲剧，也许是命定的，远近亲疏朋友皆无法帮忙。

就因为您既不明白自己，更不明白别人。

您要朋友，好朋友没有多少；要女人，好女人永远不易对您发生兴味……

您看书永远只是往书中寻觅自己，发现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因此看书虽多等于不看（无怪乎书不能帮助您）……治这种病的方法有三个。

一是结婚，二是多接近人一点，用人气驱逐您幻想的鬼魔，常到……朋友住处去放肆的谈话，排泄一部分郁结。

三是看杂书，各种各样的书多看一些，新的旧的，严肃的与不庄重的，全去心灵冒险看个痛快，把你人格扩大，兴味放宽。

沈从文这封信，开诚布公，与人为善，一针见血，笔笔中的，语多剀切，指出病因，又晓之以治疗方法，是沈从文的人生智慧的肺腑之言。

此公案了断之后，1936年7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与沈从文相晤的文字：“陪企孙至北总布三号金岳霖宅，并见林徽因、沈从文等多人。

值陈总宴客（团体中人轮流），企孙与宓亦邀至同居晚宴。”

（《吴宓日记》）可见，沈、吴交情未断。

沈从文与吴宓因在文学见解的殊异，虽未彼此反目成仇，也终未成为挚友。

沈从文一生有不少朋友，像丁玲、胡也频、胡适、徐志摩、林徽因、施蛰存、俞平伯等。

沈从文也受过鲁迅、郭沫若等人攻讦。

细看民国以来文人的交好与交恶，从中可看出他们的文化人格的高尚丑陋，其间更有着躁动的痛苦的时代生活在文人心理上反弹出来的难以言说的内容。

人性和人格会被政治漂洗得面目全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沈从文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后经贵阳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从1938年始，动笔写长篇小说《长河》，以写实风格，意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的真实图景，给抗战的人们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沈从文研究》）。

小说表现了沈从文从思想到艺术的多面性，把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求与社会场景都写了进去。

可惜，原定三部曲的《长河》，只完成第一部便没了下文。

当然不是江郎才尽，他已是胸怀苍生、腹有才华、吞吐天地、驰骋文坛的骁勇之将，他的那支生花之笔，写了多少锦绣文章。

当然，也不是生活题材枯竭，《长河》第一部结尾之“社戏”

里，已为下部小说埋下了国民党派武装镇压湘西地方势力的伏笔，将会有更惨烈的故事发生。

联系沈从文写完《边城》后，曾打算以沅水为背景，要写《十城记》也没了下文，他或是另有隐情，或是性格有毛病。

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是也。

1948年3月，曾有一篇文章说沈从文是反动派。

1949年，解放军进北京，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过去写过一篇《论作家从政》，纯是书生之清谈，但是被郭沫若看到了，痛加批判。

学生将此文抄录成大字报，张贴出来。

吓得沈从文想自杀，后住进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林徽因家养病，才逃过一劫。

沈从文已感到，不仅不能创作，连老师也不宜做了，便改行躲进历史博物馆做文物工作。

一次，毛泽东参观历史博物馆，听说了沈从文在这里工作。

很快，沈从文做了全国文代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