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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之外，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陛下，臣倒是觉得没什麽坏不坏的，都是为国事奔波，为大明江山社稷谋划罢了。

」袁可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坏吗？好得很，这叫谋全局而安一域。

朱翊钧为袁可立伸出了大拇指，他无法反驳。

事实的确如同袁可立所言，读书人这把刀，你要是用好了，对外用，怎麽来怎麽舒服，你要是用不好，这些读书人就会懒惰，只在自己人身上想办法了，这些个招数，都会用到大明人身上。

能用丶会用丶知人善用，皇帝要做好这三件事，才能做好皇帝。

你做皇帝连读书人都斗不过，还做什麽皇帝？

大明朝臣搞不定陛下，是真的搞不定。

陛下必要的时候，甚至会选择当缩头乌龟，连去近在咫尺的天津府，就因为骆思恭不在，终止了自己的想法，把郊劳台建在了通州，而不是天津府，你堂堂大皇帝陛下，就这点胆量吗？

欸，就这点胆量。

物理上搞不定陛下，政治上也搞不定陛下。

因为陛下对政治的思考都是从肠胃丶从柴米油盐出发，陛下喜欢看钱袋子，不喜欢看口号，不喜欢大棋局。

□号喊得震天响，政策一拿出来，掏的是百姓的兜儿丶掏的是国帑的兜儿丶

掏的是皇帝的兜儿，皇帝能乐意才怪。

人是要吃饭的，火车是要烧煤的，军兵是要发粮饷的。

能让朝廷少从百姓口袋掏钱就是大棋局，这就是皇帝的观念，这个百姓，甚至包括了势要豪右。

至于骆尚志所说的坏事，袁可立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从小孩手里抢糖吃。

大明，天朝上国如日中天，番邦小国和大明一比，就是小孩里的小孩，抢糖吃不好，但确实得抢。

其实也没什麽，到时候就说一句，大明开海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和阵痛，就可以简单总结，事情就过去了。

历史不会指责胜利者，甚至往往不会审判侵略者。

朱翊钧和骆尚志聊了足足两个时辰，聊到了中午，皇帝还留下了骆尚志用了午膳，才放骆尚志离开，聊得内容天南海北，骆尚志也懒得想措辞了，怎麽想就怎麽说。

这是骆尚志正式加入武勋序列的第一次面圣，也是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

朱翊钧问了很多，金山国的事儿，潞王的境遇是不是和他说的一样；吕宋的事儿丶南洋教案丶安南战场等等，甚至朱翊钧还聊到了广州府的糖票。

骆尚志从广州府喜甜食出发，谈到了糖票，在广州，糖是刚需，糖票也是可兑现货币，所以才会被广州府认可，但糖票泛用性不强，离开了广州府就无法使用，所以广州府确实需要万历宝钞。

其实也不是什麽新鲜事，比如大明腹地就会把盐引当钱用，因为每个人都要吃盐。

骆尚志还提到了安南人对大明人的印象，一到甘蔗成熟的时间，广西广东就会雇佣大量的安南人砍甘蔗，砍甘蔗很苦很累，比种麦种番薯要累的多。

而这些安南人回到了安南，就会对人说，大明人没有人情世故，不像安南人那麽喜欢钻营。

对于这一点，骆尚志也不知道说什麽好了，大明没有人情世故？

事实上不过是这些人到大明只是当牛做马，自然不用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这东西在哪都有，在大明有，在泰西有，存在于世界任何的地方，只不过没有利用价值就没有人情世故而已。

砍甘蔗苦到什麽地步？砍甘蔗一天130钱，早上来下午走，钱当天结清，一日130钱真的已经很多了，但是没有大明人愿意干这个活儿，是真的苦。

而且这些安南人真的肯干，肯乾的原因是收到了好用的钱，这个钱可以是宝钞丶可以是万历通宝丶甚至可以是糖票，但唯独不能是安南通宝。

安南用的制度和大明高度相似，安南也用通宝，比如圣元通宝丶天兴通宝丶

大宝通宝等等，但安南所有通宝都被安南人称之为小钱，把大明的钱称之为大钱。

因为安南的通宝是真的小，里面没有铜，质量很差，沙孔很多，这也就罢了，自从大明开海后，安南比大明提前一步，在万历七年的时候，安南设立了便钱务衙司，开始推行一种名叫合券的纸钞。

最开始五家七十二姓讲的很好，说可以随时换成铜钱，但真的去换，根本换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