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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第6页）

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

这也许不是写小说唯一的原则（有的小说可以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

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

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他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是我！

他和几个同学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我才清醒过来。

有一次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他不说一句话，出去给我买了几个大橘子。

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

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

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

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

我读了一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

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

离开大学后，我在昆明郊区一个联大同学办的中学教了两年书。

《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当时没有地方发表。

后来由沈先生寄给上海的《文艺复兴》，郑振铎先生打开原稿，发现上面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小洞。

一九四六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

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

一九四八年初春离开。

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

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

陈列室在午门城楼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无几。

职员里住在馆里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住的那间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屋子。

为了防火，当时故宫范围内都不装电灯，我就到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

晚上灯下读书，不知身在何世。

北京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

我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的作品。

不想到武汉就被留下来接管文教单位，后来又被派到一个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

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工作。

一九五四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年，我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

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

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置。

但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

一九五八年，我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将近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