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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8页）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

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

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

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

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注】

①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

他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

②北海：指渤海。

③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齐。

④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

⑤西伯：西伯侯姬昌。

⑥元元：百姓，平民。

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伯夷列传》以后，世人都奉伯夷为清高的遗老和高士。

但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却一反传统看法，对伯夷的为人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看法，表现了他不拘于传统成见的精神和敢于质疑的处事态度。

文章第一句单独为一段，用一个超长句提出问题，树起了批判的靶子。

他认为有的事发生在千世之前，圣贤原已讲得很清楚，但后人“不深考之”

，以自己的“偏见独识”

立说，使事情失其本来面目；其后的学士大夫又守偏见而不变，伯夷的事就是典型。

其中提到的“后世不深考”

者，指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而“学士大夫”

则是指韩愈一类人。

接着，引述孔子、孟子有关伯夷的议论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

引孔子之论，主要着眼于“求仁而得仁”

，而对“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

之论则不加置评；引孟子之说，则主要着眼于“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

，并将孔、孟的上述评论联系起来，加以综合，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

对司马迁、韩愈之说作指名道姓的严厉批评。

第三段依据孔孟的“求仁”

“避纣”

之论进一步推论，用时代更早、更权威的圣贤之论来批驳后世的“偏见独识”

，理足气盛，故直斥之为“大不然”

。

先指出纣不仁，但伯夷却避纣，与吕望皆闻西伯善养老而往归之，从而得出伯夷“欲夷纣”

的心愿与吕望无异。

既然如此，他就不可能在武王伐纣时叩马而谏，认为这是“以臣弑君”

“以暴易暴”

，并于后来义不食周粟而饿死。

从而否定司马迁的上述记载，也否定韩愈的“乱臣贼子”

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