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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7页）

一语带过；仁宗、英宗，则径曰“无有逸德”

，为下一段专论仁宗朝预留地步。

第三大段专门议论仁宗朝代各种政治措施及其成效，以回答“无事”

的原因。

此段笔墨加重，不是因为“仁宗在位，历年最久”

，而是此时正是宋王朝从繁荣太平到积弊丛生、危机日深的转折期，而王安石又亲历了仁宗朝的“施为本末”

，对情况了解得相当全面透彻，因而通过对仁宗朝“无事”

表象的深入剖析，正可揭示仁宗在任用将帅官吏方面的失误和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从而提出自己变革的主张。

此段采用先总提、后分论的形式，逐一阐述“刑平而公之效”

，“赏重而信之效”

，“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

，“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

，“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

。

总的来说，还是对仁宗在位期间施政的颂扬，批评与揭露是次要的。

在前文作了充分铺垫以后，作者在第四段才掉转笔锋，纵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

。

看似有所离题，实则是在仁宗朝情况的论述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无事”

表象下的“有事”

，“安逸蕃息”

表象下的积弱，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

因此这一段顺势对“累世因循末俗之弊”

作集中的揭露，细数十大流弊，可谓是顺理成章。

这些积弊，虽是百年来渐进形成的，但在位时间最长的仁宗统治时期，却是上述弊端加深加重的关键时期。

对仁宗朝积弊深入揭露后，末段顺理成章提出“人事之不可怠终”

，“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呼吁立刻进行改革。

后人评论

陈在《文则》中评本文：“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

伯夷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①，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

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②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

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

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③，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

尝与太公④闻西伯⑤善养老，则欲往归焉。

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⑥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

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