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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5页）

朱自清寄怀于“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

，给历史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

他怎会与革命高潮来时从政、革命低潮来时退到书斋著述的郭沫若成为莫逆呢？

1937年，同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因请郭沫若到清华大学任教之事，发生过不愉快。

“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

的闻一多，也对郭沫若的新诗甚为欣赏。

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闻一多平时讲课，总好称道郭沫若先生，在研究毛诗、楚辞及古代神话中，他多次引用郭先生研究金文的所得。

他佩服郭先生的卓识和胆量，能创造。

当时郭先生正在日本作逃捕，但闻先生就曾多次表示，为了学术研究，清华大学应礼聘郭先生来讲学。

闻一多的新诗虽不如郭沫若激进，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疾苦，关心民族命运，甚至一度参加北伐军的宣传工作。

同时，闻一多对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多有建树。

这两点与郭沫若相近。

他对郭沫若产生崇敬，倒也自然，非阿谀也。

听说闻一多不仅在课堂上说，还向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正式提出这一要求，朱自清在5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冯（友兰）告以闻君意见。

为商谈聘任郭沫若事，尚未做决定。

闻直接向冯提出此请求，令余惊异。

有人从朱自清的日记判断，朱自清对闻一多未与自己这个国文系主任商量，就向文学院院长提求聘郭沫若来任教，是对自己不尊重，于是“有些不快”

。

这实在是对朱自清的有意诋毁。

朱自清温厚谦恭，人所共识，其一生从不计较人们对自己之毁誉短长，他岂为闻一多未与自己商量，就向冯友兰提出聘郭沫若而不快。

不错，看朱自清这则日记，仅看“闻君”

“闻”

这样的称谓就会发现，他的确生气和“惊异”

了。

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我们确实见到朱自清对郭沫若新诗的推崇，从后来的文字中，也发现他对郭沫若史学研究的高度评价。

这表明朱自清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有以科学的态度尊重每位学者的公正。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意将任何人引到自己身边。

非志同道合者，何必斜阳近巷，夜语昏灯？他要结交的是平常的耕耘者，而不是建功立业的斗士。

他更情愿在寂寞中耽于心灵跋涉，而不热衷于在“独善”

和“兼济”

中纠缠。

他要守住的是一贯的平实、正直。

朱自清的确为闻一多的书生意气而不快。

查朱自清日记，有关创造社的记载，最早为1924年8月15日。

那是反帝爱国浪潮最为澎湃高涨的年代，也是二十五岁的朱自清反帝反封建、充满愤激的日子。

他在该日日记中写道：

刘蜚雄倾向创造社，他说金志超亦如此。

我觉创造社作品之轻松，实是吸引人之一因：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

后者是不可强为，不是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