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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26页）

。

对方看不上，那么只有请对方将原文送回，另请高明撰写。

在这里，作者的态度是认真而严肃的，无可动摇也不可调和的。

接下来的第二段中继续申说“不可改”

的几条理由。

第一，“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也”

。

意思是说，像太常丞、集贤校理这样的小官是不能立家庙的，只能是“祭如寝”

。

所以，即使以蒋氏丈夫钱冶而论，也才是“赠兵部员外郎”

的职务，同样不符合立庙的标准。

故而，均不能写进墓志铭里去。

第二，钱公辅有五个儿子，但还有公谅、公谨（官郑州新郑尉）、公仪、公佐四人的官衔均不值得写进去，七个孙子尚还年幼，“贤不肖未可知”

，也不宜列名。

如果长大了，“业文有可道”

，当然可以增加。

至于“通判之署”

，有“池台竹林之胜”

，风景虽美，也不值得写进先人墓志铭中来夸耀。

这明确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重道轻俗，认为钱公辅口口声声要增加的东西都是俗不可耐的。

后文里的“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

就是间接讽刺说一个人官有多大，庙有多富丽堂皇，官署有多美丽，都是次要的，如果斤斤于此，足以说明为人之俗，视野之窄。

第三，作者在墓志铭中强调的恰恰是钱母蒋氏的高贵品德（即儒道），“自其嫁至于老，中馈之事亲之惟谨（亲自下厨房），自其老至于没（去世），纫缝之劳（亲手操持缝补之事）犹不废”

。

描绘了一位一生孝顺、勤劳、吃苦、公正、谨慎的古代妻子，处处体现出她的奉献精神。

这是应该铭记却被钱公辅而忽略的，也是作者认为不应该的地方。

这封信虽然没有表达什么高远的志向，但是凸显了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就是利用先人的功名来追求名利是十分低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后人评论

唐顺之：“语甚切直，可以裁谀墓者。”

（《文编》卷四十八）芝阁记

祥符①时，封泰山②以文天下之平③，四方以芝④来告者万数。

其大吏，则天子赐书以宠嘉⑤之，小吏若民，辄锡⑥金帛。

方是时，希世⑦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狙杙⑧，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

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间，盖几于尽矣。

至今上即位，谦让不德⑨。

自大臣不敢言封禅，诏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纳。

于是神奇之产，销藏委翳⑩于蒿藜榛莽{11}之间，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也。

则知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

太丘{12}陈君，学文而好奇。

芝生于庭，能识其为芝，惜其可献而莫售{13}也，故阁于其居之东偏，掇{14}取而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