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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第12页）

他在《半农杂文》中说：

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

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

刘半农在这里，谈的是一个人既要顺应社会变革，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

我们可视之为贯穿刘半农一生的精神，也是很多为新文学开辟过道路的作家、学者很快与政治运动疏离，一生投入文学的共性。

刘半农在他去世之前，又补充了一则笑话：

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

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枷。”

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的颈上，随即逃走了。

第二天早晨，监差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和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联系那时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公，虽心怀革命之志，肩负历史使命却不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把“五四”

以来的文学局面搞得风声鹤唳，却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想来，刘半农的这则笑话，还真未必只是笑话而已。

遗文犹在，仍可读出为世故风尘所不能湮没的刘半农精神：作为平凡人的刘半农，有愤世嫉俗的一面，有幽默灵性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一面；作为战士的刘半农，曾有过时代磅礴的生气，有过意气风发向旧世界开火的锋芒；作为隐士的刘半农，依然不失砥砺精神而甘于寂寞，依然不失在“理”

与“势”

的矛盾中的哲学、人生的思考。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

——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

其时，距俞平伯移家清华园南院七号，自定东屋室名为“秋荔亭”

整一年。

他于戊辰年（1928）秋，受聘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

翌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俞平伯开始讲授《清真词》、戏曲和小说，同时到国立北京大学兼课。

再一年，在清华大学同朱自清、杨振声等教授合开“高级作文”

课，专授“词”

习作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俞平伯即刻找到胡适，晤谈时事。

30日晚，又致胡适函，“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

。

虽是书生救国之道，却见拳拳爱国之心。

胡适等人面对日本亡我之心，也心绪恍惚。

胡适很同意俞平伯的建议，他说：“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最后，办《独立评论》便是他们这帮“乱世的饭桶”

，用爱国之心、良心抚平伤痛，为国家出点微力，尽点心智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可知，“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

。

俞平伯常常从清华南院“秋荔亭”

，乘车到后门内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家，参加讨论。

在交通不发达时代的北平，那是很遥远的路程。

要知道，俞平伯此时，已渐渐专注于《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由一个诗人、散文小品作家，正在向一个纯粹的学者转化，能如此积极关心国事，已表明其爱国者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