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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 三十年与六十年（第3页）

与“敌我矛盾”

的重要思想。

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政治正确”

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

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

扩大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

对西方流行的种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套。

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

，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

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

，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

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

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

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

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

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

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从以上的视野出发，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

，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

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而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亦即*时代与*时代，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

这就是邓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

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

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