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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 三十年与六十年（第6页）

，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

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

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的。

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从“大跃进”

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

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

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

式的，所谓“村村冒烟”

本身就是“大跃进”

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

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

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

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破坏以致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1950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

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

，以及“外行领导内行”

，“政治统帅经济”

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

这些问题实际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例如晚近以来中国左右两派学者都强调中国正在形成“精英联盟”

与“农工大众”

的对立，其实不过是同一社会学内容的继续展开罢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舒曼（Franz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虽然此书有比较强的社会学功能主义。

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

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

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

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

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

因此，*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

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

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