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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二章 不得不变（第1页）

“20世纪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理论体系。

尽管当时对于中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仍然缺乏哲学科学的深刻认识，但是对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日渐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切与质疑。

1982年卫生部明确做出“振兴中医”

，“保持发扬中医特色”

的决定。

同年，年国家宪法写入了“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规定，1991年国家又将“中西医并重”

作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

然而，中医西化之势依旧故我，固若金汤。

这究竟因为什么呢？”

“辛亥革命百年以来，在中医问题上以行政方式推行的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突出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壬子癸丑学制”

确立华夏教育的学制系统时，“漏列中医”

的事件。

第二次是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

第三次是1950年卫生部主要官员采纳余云岫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西医基础医学改造中医的做法而推行的“中医科学化”

运动。

第四次是1958年以来在“中西医结合”

名义下所推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

。

《医医》对四次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是这样概括的：漏列的要害是废除，废止的重点是挖心。

改造的目的是西化，结合的本质是改造。

尽管四次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花样各有不同，但是其矛头统统指向了中医的核心——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

当中医的核心在西化与改造中消亡之后，中医的生命力便彻底地宣告终结。

如果将四次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做法联系起来看，人们不难明白，这些做法，其实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灭汉兴洋”

的悲剧在中医故乡的重演。

废除—挖心—改造—西化，是华夏对中医实施的“灭汉”

四重奏。

与日本的“灭汉”

相比。

只不过调子缓和了些，麻痹性强了些，时间拉得长了些而已。

除了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之外。

在华夏铸成中医西化不归路的，还有一个“型性的文化”

的问题。

所谓“型性”

，指的是初衷或愿望的确是美好的、善意的，但是不明白文化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不了解中西医各自内在的本质特点。

所谓“文化”

，指的是利用政治号召和行政包办的方式，来规定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与安排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