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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7页）

》一诗解读道：“他的诗有两个新的主题，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由于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

由于后者，他要做个‘地之子’，地球的儿子。”

重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观点，反倒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表达了钦佩之情，尽管朱自清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但这证明朱自清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

郭沫若的文字最早提到朱自清，是1922年7月，比朱自清日记中提到郭沫若早两年。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在上海的由马霍路迁到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编辑所，他经常与张闻天、汪馥泉等作家晤面。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像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

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清新”

二字，是他对朱自清诗的评价，看不出他多么欣赏朱自清。

他们二人分别代表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革命作家和淡泊处世、严谨治学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朱、郭二人不是战友，也不是朋友。

在知识分子纷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能出于公心，研究和评价郭沫若的新诗和文史研究，是当时学院派学者的科学态度。

后来朱自清还与吴晗、郭沫若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更证明朱自清与逝者闻一多的深厚友谊，以及他的虚怀若谷对待一切人的胸怀。

有些论者，在谈朱自清推崇郭沫若新诗时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互动”

（《朱自清与郭沫若》）。

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又说“朱自清对郭沫若的认同有力地证明了郭沫若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力”

，就有悖于历史真实了。

倘说郭沫若曾以革命者自居，以宗派主义蔑视、攻击鲁迅、茅盾等作家，包括胡适、叶绍钧、沈从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948年8月，朱自清为《闻一多全集》耗去太多的心血，在出版当月，朱自清胃病发作，不幸逝世。

8月15日，二十多名留港作家联名致电清华大学，悼念朱自清。

17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暨香港分会十九人，致电清华大学朱自清治丧委员会，“遥申哀悼”

。

9月11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在香港举行朱自清追悼会。

三次追悼会，郭沫若都参加了。

他是代表共产党为朱自清先生举行追悼活动的，而不是以逝者朋友身份出席的。

毛泽东对朱自清的评价是：

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

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话，是对一生保持着光明正义的执着追求，在人生道路和文学作品中都显示出高尚人格的、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的崇高评价。

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

——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新月派”

（或称“新月诗派”

）。

它并不是纯文学艺术社团，而是当时上流社会部分学者、作家组成的俱乐部性质团体。

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

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梁启超、陈西滢等。

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闻一多、余上沅也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