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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第16页）

，挑起历史大任，日后必定“大功告成”

。

1923年3月5日，顾颉刚为俞平伯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辨》作序，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

的打倒，“新红学”

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后来的不少红学家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文章，多有取其椟而还其珠者，而俞平伯得其椟更得其珠。

到了1954年秋，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又开始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而引导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

而事情的导火线，是李希凡和蓝翎两个青年合作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

实际上，在1954年7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就召开了《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

公开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大幕拉开了。

出席此次座谈会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俞平伯，还有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的作者李希凡和蓝翎，共计七十余人。

会上，发言者们批评了俞平伯在“红学”

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念。

会场上谈笑风生，并不紧张，俞平伯也极为自然、冷静。

“两个小人物”

发言了，首先表示是来学习的，其次对俞平伯一向敬重，文章观点不同，但没有扣帽的想法。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分别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

因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后来批判俞平伯的活动，有六次在文学研究所召开。

组织、主持批判会的是该所所长何其芳。

他在会前着重指出：“会议的性质是学术讨论会，对所讨论的问题过程中，应提倡说理的态度……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

有不同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

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批评。”

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与李广田、卞之琳被称“汉园三诗人”

，后也研究《红楼梦》。

京城著名学者大都参加了批判会并积极发言。

据《〈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的作者马靖云说：

钱锺书感到俞先生把“色空”

二字看得太实了。

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

鲁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

对“红楼梦”

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

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贾家这样的人家，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

余冠英、李健吾、毛星都做了发言，皆按照何其芳会前定的调子，进行学术讨论。

有时发言者之间，还有争论。

力扬发言时，说文学所的讨论还算实事求是，而外面发表的相关文章，则有不乏简单粗暴等问题。

文学所里，在何其芳的主持下，和风细雨地讨论学术问题，而社会上对俞平伯的批判，已轰轰烈烈。

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是以意识形态代表学术研究的应时应景之作，影响极为恶劣。

社会上报刊已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由学术问题转向政治范畴，公开发表了俞平伯和胡适有关学术讨论的私人信件，为不久开展的全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做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