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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第12页）

比如1933年7月，周作人正为李大钊遗著出版无望而着急的时候，鲁迅给西三条的母亲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意味深长：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信中有股怨气，诸君自会看得出。

鲁迅在上海，过着的当然不只是“中上”

生活，他的稿费、版税，加上蔡元培给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办事的可观收入，每月给老母还有他死不认账的法定媳妇朱安的生活费，本区区小数，何至抱怨？

大约在1931年，“吾家予同”

还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

。

周作人闻之，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此语“大误”

，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

周作人说的是事实。

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队伍急遽地分化改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随时代前行，但像周作人这类作家，却未跟着时代步伐前进，而是从“站在歧路的中间”

，走上一条倒退之路。

他在1928年发表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闭门读书，并无过错，但在新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躲进书斋，自有逃避之嫌。

1930年他又有《草木虫鱼小引》发表，文中说：

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

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

又两年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讲课，后将讲稿加工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由人文书店出版。

书中102页，有这样的话：

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成书，非周作人有意为之。

辅仁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周作人六次演讲后，将完整记录拿给周作人，希望校正。

周作人六次演讲，并无讲义，连提纲都没有，见邓广铭绝少错误、条理分明的记录稿，甚是惊喜，稍加校改就交给人文书店出版。

该书得稿费七百大洋，周作人都交给邓广铭，说这是他应得的酬劳，邓广铭拿去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凡听过周作人演讲者，无人不知满腹经纶的“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

，文章写得漂亮，“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

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

（曹聚仁语）。

与周作人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的散文风格相比，他的口才，就实在不能恭维了。

“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二十余人罢了。”

（柳存仁语）邓广铭能耐心将周作人带着浓重绍兴乡音且干巴巴的表述听下去，并做了完整的、有条理的记录，这真让周作人大喜过望。

他欣然将稿费全部赠予，实际上是一种报答。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

但他并未改弦更张。

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