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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第11页）

制度，作为科举的补充。

“制举”

又称制科或贤良。

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

后来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

。

“特奏名”

制度是指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

，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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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科学。

宋廷后来逐渐废除“公荐”

，以避免请托。

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试卷有密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

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廷所有这些入仕考试，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制度完善，基本公平，不受门第影响，入仕官僚有天然的职业荣誉感，扩大巩固了宋廷的统治基础。

北宋名臣文彦博就直白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为了拉拢巩固文人集团的统治基础，宋廷对官员的俸禄薪水极为优厚，达到历史顶峰。

宋朝官员的正俸多以钱计算，禄粟以粮食计算，春秋服装以匹帛计算。

除俸禄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补贴。

高级官员有食邑之封，地方官员有职分田。

正是宋代这种极其优越的官僚待遇，使得宋代出现了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两极现象：部分官员看到胜利无望之时，自己杀死全家人，然后壮烈牺牲，一身付国；而底层贫困民众却揭竿而起，帮助金人打开城门。

庞大的官僚队伍，巨额的财政负担，导致普通民众吃糠咽菜、卖儿鬻女也负担不起，于是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

一呼百应，人民起义风起云涌。

清人赵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其（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

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

但另一方面，赵翼也指出：给赐过优，使宋朝财政困厄，“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

“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

宋廷的腐败已经不能“替天牧民”